蔣震
前瞻性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需要把握變與不變:稅制在籌集收入、開展調控等方面的功能不變,但隨著社會化生產方式的變化,無形數字產品領域的稅制要素可能有所變化。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激發數字經濟創新活力”“加快完善數據基礎制度”。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性制度,稅收制度應進一步提升其與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發展的適配性。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需要深入思考稅收制度演變的一般規律,站在未來看現在,研究稅制改革的總體方向。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來看,勞動價值創造始終是推動稅制演變的核心動力之一。隨著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的快速發展,勞動價值創造方式發生較大變化。筆者認為,稅收制度的變化可能體現在三個方面:
稅源結構逐漸發生變化,無形數字產品課稅在稅源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稅收本質上反映了國家和社會成員的分配關系,社會成員創造的勞動價值是稅收分配的主要對象。即稅收履行籌集收入職能時,往往是將勞動價值創造的主體部門作為稅源的主要部門。在不同時期,勞動價值創造的主體部門和稅源的主要部門會發生改變。工業社會時代,有形物質要素,特別是化石燃料往往是勞動價值的主要來源,也是這個時期社會產品創造的主要來源,因而有形物質要素參與社會化生產所凝結的勞動價值,成為這個時期的主要稅源。
隨著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不斷發展,數據要素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數字經濟本質上體現著數據信息的社會化生產方式,孤立、靜態的數據無法創造價值。個體的數據信息以“連通”的方式創造價值,數據信息承載人們的認知與創意性勞動,人們的聰明才智成為勞動價值創造的主要來源,并推動形成新的社會化生產機制。這樣的勞動價值創造方式與工業社會時代以技術、技能為主要手段的方式形成差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的發展,使得勞動價值創造方式發生了變化,從物質要素的社會化生產不斷轉向數據信息的社會化生產。相應地,資產形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工業社會時代的資產形態往往體現為有形物質資產,而數字經濟時代的資產形態可能更多表現為無形數字資產。簡言之,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發展將在一定程度上創造出勞動價值的新源泉,無形數字產品在社會產品創造的比重將不斷提升,稅源結構會隨之改變。
稅制結構發生一定程度變化,針對個人課征的直接稅在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逐漸提高。隨著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發展,特別是各類數字平臺的出現,極大拓寬了個人直接參與社會化生產的渠道和方式,個人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作用也逐漸增強。更為重要的是,工業社會時代主要依賴于技術、技能手段生產的工業產品往往呈現出標準化特征,企業組織形態成為開展社會化生產的主要生產組織方式及載體,個人在企業組織內部參與分工、創造勞動價值。而無形數字產品的生產特征顯著不同,由于這類產品主要由人們的認知與創意性勞動來創造,而認知與創意往往是個性化的,甚至獨一無二的,難以滿足工業產品生產的標準化特征,與之相適應,生產組織形態也會發生巨大變化。在數據信息的社會化生產中,企業組織形態可能不再是最優的生產組織方式,個人可以通過數字平臺直接創造勞動價值。
現在已經出現這樣的趨勢,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協作,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網絡來實現。可以預計,隨著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的持續發展,社會化生產方式將發生巨大變化,相當比例的無形數字產品的生產從線下物理空間不斷轉向線上虛擬空間。此外,隨著個人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地位持續提升,新增的勞動價值在社會產品價值中的比重會逐漸提高,相關稅源也會隨之擴大。這意味著,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的快速發展將會影響稅制結構,針對個人課征的直接稅或成為稅收收入的重要增長點,直接稅收入在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將逐漸提高。
新業態與傳統業態不斷融合,稅收制度更加呈現包容性、多元性的特點。隨著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的發展,人類社會又一次開啟了大分工。這次分工主要表現為認知與創意性勞動從勞動要素中進一步獨立出來,由此不斷衍生出更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社會化生產的專業化、個性化水平將進一步提升。隨著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不斷融合,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穩步推進,數字經濟相關新業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傳統業態形成替代,但不能完全替代。筆者認為,無形數字產品生產和工業產品生產是并行不悖、相互銜接、相互轉換的關系。與有形物質要素相關的工業產品仍然在線下物理空間生產,而無形數字產品的生產主要在線上虛擬空間開展,生產關系的形態將更加包容、多元。
與之相適應,稅收制度也將呈現出包容性、多元性的特征。原有的工業社會時代的稅制體系還會繼續適用,與新業態相適應的稅制將進一步創新,可能與工業社會稅制有一定差異。需要把握稅制設計的變與不變:稅收制度在籌集收入、開展調控等方面的功能始終不變,但隨著社會化生產方式的變化,無形數字產品領域的稅制要素可能有所變化,應圍繞勞動價值創造與稅制要素變化的內在邏輯開展前瞻性研判。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