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這是從中長期角度來說的。從統籌當前與長遠的系統觀念出發，當前的首要任務應是穩增長，為高質量發展這一中長期的首要任務提供基礎和支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外部環境動蕩不安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加深，要求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人們常說，形勢比人強，這意味著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把穩增長放到了各項任務的首位。

一、要使高質量發展轉化為一定的經濟增速

高質量發展必須以一定的增長速度為載體。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高質量發展就難以呈現。202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更好統籌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如何理解質的提升和量的增長之間的關系？其實，兩者是一個有機整體，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質的有效提升最終都會通過量的合理增長來體現。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高質量就是高附加值，有了更高的附加值，自然就有更高的增長速度。從發展階段來看，高質量總是邊際遞減的，體現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增速上也會邊際遞減。在經濟起飛階段，高速度，不一定有高質量；但高質量，一定有高附加值，否則，高質量就是虛的、空的或者說是假的。有了更高的附加值，表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就會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呈現出來。所謂“只要有高質量，速度可以低一點”“追求高質量發展，就不應講速度”的看法是一種糊涂認識，顯然是把質量和速度割裂開來了。

我們要促進高質量發展，毫無疑問要使高質量轉化為一定的經濟增速。從當前形勢看，經濟復蘇的動力、促進質量提升的動能明顯不足，穩住經濟的難度在加大。很多指標其實已經顯示出這一點。從11月份的指標來看，PMI、投資、消費、進出口都不太樂觀。企業的經營狀況、盈利虧損等財務指標，還有就業、收入等指標變化，都告訴我們形勢不容樂觀。當前經濟的內生動力明顯不足，其原因非常復雜，既有疫情反復的影響，也有國際因素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的貨幣政策收緊、大幅度加息，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的不穩定。世界經濟面臨衰退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不可避免會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上述因素相互疊加，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導致整個社會的公共風險水平上升，也帶來了市場主體無回報成本的攀升，以及對未來前景看不清、預期模糊，也就是2021年下半年以來預期轉弱、需求收縮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行為、經濟活動普遍呈現收縮的態勢，經濟增長面臨長期下行的壓力。這就需要把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二、在多任務、多目標的條件下要抓住主要矛盾

面對復雜多變的形勢，特別在多任務、多目標的條件下，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從風險的角度去觀察、分析和判斷，我認為風險挑戰最大的問題就是主要矛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六個“更好統籌”，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做好“六個統籌”的基本方法。平鋪直敘、等量齊觀，沒有主次輕重緩急，是無法實現“統籌”的。

風險挑戰表現在方方面面，比如疫情演化不確定性的挑戰，經濟下行壓力的挑戰，還有安全方面的挑戰，等等。在諸多風險挑戰中，哪一個是最主要的呢？中央明確提出“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要求，我們可以概括為“三要”。其實，這“三要”體現了當前主要的風險挑戰，但是在這“三要”里，也是有主次的，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認識。

疫情的風險、經濟的風險、安全的風險是一個整體。無論從理論邏輯，還是從實踐邏輯來分析，疫情風險、經濟風險、安全風險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風險，它們是相互影響的。所以，我們應當從整體上準確把握這三個方面的任務和要求，不能把它們拆分開來一個一個地去看待，更不能一個一個地去完成、實現。從整體來看，經濟是基礎，所以經濟風險是所有風險中的基礎性風險，對疫情防控和發展安全都起著決定性作用。這不僅體現在國內，也體現在國際上。從這一點來看，怎么樣穩住經濟，是當前的主要矛盾，也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樞紐。經濟穩住了，就為疫情防控、產業安全提供了基礎和支撐。

從國際上看，如果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有可能動搖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前景的信心。自2020年疫情以來，中國經濟整體上表現不錯。但從2022年下半年開始，國際上有一些言論冒出來了，以前認為中國2030年之前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是確定性事件，而現在像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所言，“這種確定性變得有點不確定了”。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跨國公司和國際預測機構也開始有了類似的一些看法。如果中國經濟增速不能保持在合理水平，有可能會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預期。這種預期一旦發生變化，對貿易、投資、國際合作、產業鏈安全都會帶來深刻影響，因為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基于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的。所以，如何使經濟保持在合理的增長區間，在當前來看，是穩國內預期、穩國際預期的一個前提條件，也是避免“預期弱化—行為收縮”形成負反饋的前置條件。從這一點來看，穩住經濟成為了當前的主要任務。或者說，經濟下滑、內生動力不足，已經成為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大風險挑戰。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解決其他矛盾就有了條件。

既然經濟風險成為主要的風險挑戰，就意味著當前面臨多任務、多目標的條件下，應當有一個新的工作方法：如何排序。穩中求進是總基調，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要真正實現穩中求進，多任務、多目標排序的方法不可缺少，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各自為政、齊頭并進。這就需要科學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謀劃，需要明確清晰的調控信號，籠統地“既要、又要、還要”可能導致預期紊亂和行為無序。在當前形勢下，穩增長應當成為2023年的主要任務，要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無論從長期還是從短期來觀察，實際上都已經提出了這種要求。從短期應急的角度來看，如果經濟穩不住，各方面的風險都會衍生出來，包括國際預期的風險、產業安全的風險也會由此衍生。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風險變化？難以預料。從長期來看，發展是第一要務，保持合理增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要實現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兩步走”戰略目標，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速來支撐。而且要充分預計到，越往后，經濟增長越困難；難以設想：當前速度低一點，以后再追回來。這就是說，面對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應當把經濟方面的風險挑戰放到首位。

三、促進經濟復蘇穩增長，需要高度重視非經濟因素和體制的影響

當前關于如何穩住經濟，有各種各樣的思路和觀點，學界、社會各界提出了許多看法。有注重投資的，有強調消費的，也有重視外貿外資的，諸如此類五花八門。我認為，在當前要高度重視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僅僅從經濟來談經濟恐怕很難穩住經濟。社會是一個整體，經濟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而是嵌入社會大系統當中的。從這一點來看，經濟系統運行的狀態是受社會大環境影響的。

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在不同發展階段是不一樣的。改革開放初期，傳統社會主義觀念是影響最大的非經濟因素，探索了14年，直到1992年才轉變思想觀念和傳統意識形態，認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此開啟了市場化改革和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隨著我國進入新時代、新發展階段，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比如說農民的市民化，也就是城市化。還有社會領域的改革，涉及教科文衛體、社會保障等等。二十大報告之所以把教育、科技、人才單獨作為一個部分凸顯出來，其實已經認識到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已經成為基礎性和支撐性因素。教育、科技和人才都是與社會體制緊密關聯的。計劃經濟體制被市場化改革所突破，但當時的計劃體制并非僅僅在經濟領域，而是覆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面，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計劃社會”體制至今都沒有被突破。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計劃社會”體制已經越來越不能兼容了。不言而喻，要穩住經濟，提升發展質量，必須從社會轉型入手，加快社會化改革。這對當前穩住宏觀經濟大盤，從長遠釋放結構性潛力，是至關重要的。

還有一個非經濟的影響因素就是預期。預期是一種集體的社會心理對方向、前途和未來看法的期待和預判。預期難以計量，甚至難以言說，但會改變大家的行為，包括經濟行為。預期轉弱沒有得到根本扭轉，意味著對未來前景的看法偏于悲觀，這會導致行為收縮。在行為收縮條件下，任何政策刺激都會失效。當前來看，要扭轉預期轉弱的態勢，重心應當放在民資、民企方面。怎么樣讓民資、民企形成一個穩定預期，在當前及今后都是一個事關我國命運的大事。在我國的經濟體量中，民資、民企有一個“56789”的說法，意味著從經濟增長、從就業、從財政收入、從研發創新、從國際競爭力等等方面來看，民資、民企的作用都舉足輕重。黨的二十大報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特別指出要“壯大”，在過去這種提法不多見。在當前形勢下怎么樣釋放出更強的持續信號，讓民資、民企更有長期信心。只有民資、民企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大家創新、創業的積極性都起來了，而不是躺平，就業不再往體制內“擠”，穩住經濟就有了基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方面的效果自然也就會呈現出來。

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既取決于政策本身，決策是不是科學、傳導機制是不是暢通；更決定于社會各界可持續的積極性、主動性。有了持續不斷的積極性、主動性，再加上創造性，政府的政策自然就會有更大的效果，能產生一種乘數效應。所以，如何穩預期，尤其是穩民資、民企的預期，應當是當前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穩住宏觀經濟大盤的一個關鍵著力點。怎么釋放出更強、更清晰和不被干擾的可持久的信號，是改善預期的基本途徑和方法。簡單重復過去的話語，不足以扭轉已經很弱的預期。

（作者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