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票背后的清初中西交流圖景

天天

相比傳統的宏大歷史敘事，近年來頗受歡迎的微觀史寫作，更關注歷史細節和歷史進程中人的故事，拓展了讀者對歷史的認知。

歷史學者孫立天的《康熙的紅票》，圍繞清朝康熙皇帝發到歐洲的一張紅票，通過大量中外文獻資料，講述康熙與歐洲來華傳教士之間不為人熟知的互動故事，展現了清朝初期中西交流的一幅生動圖景。作者把宏觀大勢寓于歷史細節之中，為讀者看待那段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豐富的細節把讀者帶到歷史現場

2019年北京春季拍賣會上，出現一份康熙皇帝發往歐洲的公開信。這是一張印刷品，長近一米，朱砂紅色，被稱為“紅票”。紅票在清朝官方史書和檔案中沒有記載，目前已知的18份收藏在英法等國圖書館中。

作者圍繞紅票挖掘史料，把讀者帶到幾百年前的歷史現場。

清朝入關后，來華傳教士經過種種努力，一些人走進清朝權貴圈的中心，得到皇帝信任。傳教士南懷仁是康熙的老師，從康熙孩提時代起，就教他數學、天文、地理等知識。南懷仁在寫回歐洲的信中曾說，他經常坐在康熙身邊，“一邊喝著太監送來的奶茶，一邊手把手教康熙學習數學”。康熙喜歡鉆研幾何、天文知識，懂拉丁文。去世前5年，康熙還在給皇三子的口諭中，讓他問傳教士歐洲數學家有沒有找到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的新方法。漢語中一些數學術語如“元”“次”“根”等，就是康熙皇帝創造的。

1705年，羅馬教皇派使團來華，宣布禁止在華天主教徒參與中國傳統禮儀活動的禁約。康熙召見使團代表，不同意這一禁約。此后他派4名傳教士作為他的特別代表去羅馬，向教皇說明他的觀點。然而，4名傳教士一去音信皆無。1716年，康熙便向歐洲發去紅票，“尋找”他派出去的傳教士欽差。紅票上有滿文、漢文和拉丁文3種文字，發給來到廣州的西洋商人，請他們帶回去，讓教皇給個說法。

實際上，康熙發出紅票的真實目的，并不是關心教會內部問題，而是借此與歐洲密切聯系。

對傳教士來說，接近皇帝對發展傳教事業是天賜良機；而對清朝皇帝來說，傳教士則是其接觸西方知識和技術的重要渠道。在當時清朝與世界的聯系中，傳教士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傳教士不僅參加談判，而且他們給康熙普及的歐洲地理知識，使康熙在處理邊界問題上有了世界格局。該條約的簽訂對平定準噶爾叛亂發揮了重要作用，穩定了清朝西北部邊疆。

康熙很務實。當時清朝正在進行的國家項目需要有知識、有技術的西洋人，他多次要求南方口岸的官員，注意發現歐洲來的有真本事的洋人。1708年開始的疆域勘測，傳教士參加了地理測繪，中西專家共同繪制的《皇輿全覽圖》，是中國第一份有經緯度的實測地圖，繪制水平在當時領先世界。

在歷史細節和宏觀大勢之間

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繼位，不久雍正就發布詔令，禁止傳教士在中國地方上傳教。

不同于康熙從小受傳教士影響、對西洋知識有濃厚興趣，雍正年輕時就信奉佛教，與傳教士接觸很少，雍正禁教是基于其個人喜好的選擇。作者認為，這帶來的結果是，來華傳教士逐漸減少，西學傳播渠道隨之受阻，清朝因此“錯過了西方科學革命中最重要的18世紀”。

《康熙的紅票》正是站在皇帝與來華傳教士的關系這一視角，通過雙方的互動及其影響，連接起歷史細節和宏觀大勢。由此說明，歷史充滿了偶然，在傳統專制下，很多時候，有影響力的個人的選擇，改變了歷史走向和發展進程。

基于此，作者對一些流行觀點進行了思考。比如，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為何在雍正時突然停止？流行觀點認為原因在于中西文化沖突。而實際上，從傳教士進入中國帶來西方科技，中國很多士大夫就對西方科學知識感興趣，許多來華傳教士也喜歡中國傳統文化。中西方之間并不存在文化沖突，只有文化差異。總體上，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強的包容性，是兼容外來文化的。“文化沖突”是后來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并不符合歷史事實。看待歷史問題，要站在當時的歷史場景，而不是以后人的視角，忽視當時的社會背景。

當然，閱讀本書也應看到，康熙雖然喜歡西學，但學習西方知識僅是個人興趣，影響限于皇室成員和部分官僚，沒有推廣到大眾教育，對社會影響很小，即使沒有康雍易代，當時清朝也不太可能像西方那樣進行科學革命。

歷史是多面的，不同的視角和觀察方式，會呈現不同的歷史圖景。《康熙的紅票》雖然有的引文存在錯漏，但它以豐富的細節，為讀者觀察清初的中西交流提供了不同的角度，豐富了讀者對那段歷史的理解。而觀察過去的方式，影響著我們理解身邊世界的方式。

（作者單位：中國稅務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