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季

增值稅法吸收了國內外最新改革理念及技術手段，也全面反映了我國增值稅實際運行情況，具有鮮明中國特色。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已由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于2024年12月25日通過，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增值稅法從研究到出臺，歷經多年，其出臺對于鞏固增值稅主體稅種地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促進稅收公平，以及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

增值稅法共六章三十八條，不足4500字的法律文本承載了我國自1994年全面實施增值稅制度以來，尤其是新時代以來的增值稅改革成果，既與國際接軌，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亮點頗多。

立法意義：完善稅收法律體系、健全現代稅收制度

增值稅是我國稅收體系中最重要的稅種，涉及納稅人數量最多，收入規模最大，覆蓋生產、流通、消費、進出口等各個環節，影響廣泛。增值稅法出臺，對我國完善稅收法律體系和健全現代稅收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標志性成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提“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增值稅法出臺順應這一趨勢，完整充分體現稅收法定的要求。

首先，稅法覆蓋的納稅人、收入規模更加全面。增值稅法規定，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包括個體工商戶）為增值稅納稅人。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稅種的納稅人需要繳納增值稅，總體上實現了納稅人的“全面法定”。

自1994年以來，增值稅始終是我國的第一大稅種，其收入地位無可替代、無可比擬。當前，國內與進口增值稅收入之和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超40%，規模相當于之前立法的13個稅種的收入之和。增值稅法出臺，為強化增值稅收入地位奠定了法律基礎、提供了制度保障，進一步擴大了稅收法定的收入覆蓋面。

其次，稅制要素的稅收法定特征更為明顯。增值稅法對納稅人、稅率、應納稅額、征收管理及稅收優惠等作了明確規定。原來由國務院出臺的增值稅暫行條例等規范的稅制要素，現由增值稅法來明確，真正體現了稅制要素的法定原則。

最后，減少立法授權條款，提升稅收法定程度。相較于增值稅法草案二審稿，增值稅法刪除了授權國務院規定視同應稅交易的兜底情形、按照簡易方法計稅的特殊情形、按照差額計算銷售額的特殊情形、放棄增值稅優惠后不得享受該項優惠的期限、納稅人進行匯總納稅的審批機關等內容，改由在法律中直接作出規定，這大大提升了增值稅的制度剛性。

以法律形式鞏固增值稅改革成果。早在1979年，我國便在部分地區和行業實行增值稅試點，而后不斷擴大試點范圍，直至1994年在工業、商業和進口環節產品，以及加工、修理修配勞務全面實施。40年來隨著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增值稅制度不斷優化，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增值稅稅率簡并、增值稅留抵退稅改革等一系列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成熟的改革措施，均在本次增值稅立法中上升為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鞏固了增值稅改革成果。

提升稅收確定性，促進稅收公平。將暫行條例上升為法律，本身就是提升增值稅確定性的體現。增值稅法將原散落于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及政策文件的相關條款，優化整合至法律文本中，能減少和避免不同政策條款間的沖突。比如，為體現消費地征稅原則，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關于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財稅〔2016〕36號）附件1以及其他政策文件中，均對“境內應稅交易”進行了明確，本次增值稅立法進一步整合優化“境內應稅交易”相關規定，在第四條中按照不同情況分別作了規定。增值稅法刪除、引入相關概念術語，并作出明確界定和解釋，大大提升政策精準度，為稅法執行一致性奠定制度基礎，促進稅收公平。比如，增值稅法第三條將征稅范圍界定為在境內銷售貨物、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以及進口貨物，相較于增值稅暫行條例，刪除了“勞務”這一概念，法條更精簡。又如，增值稅法引入了“視同應稅交易”等概念，并作詳細解釋。再如，考慮到現在貨物和服務的明顯融合趨勢，增值稅法刪除了“兼營”“混合銷售”等術語，而是用“兩項以上應稅交易”替代，以彰顯服務貨物適用稅法的統一性。

立法特點：反映國內外改革最新趨勢，具有鮮明中國特色

增值稅法既吸收了國內外最新改革理念及技術手段，也全面反映了我國增值稅實際運行情況，具有鮮明的中國立法特色。

稅制平移，保持增值稅運行穩定。在內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諸如增值稅這樣涉及面廣的稅種不宜做大的變動。本次增值稅立法，一方面按照稅制平移的思路，保持現行稅制基本框架整體不變；另一方面通過將暫行條例和相關政策規定上升為法律，進一步規范征管秩序，穩定納稅人預期，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制度和法律環境。

反映國內外增值稅改革發展最新趨勢。增值稅是全球適用范圍最廣的稅種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有近200個國家和地區開征了增值稅。各國增值稅制隨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調整優化，且相互借鑒。我國增值稅立法反映了國內外增值稅改革最新動態。比如，與暫行條例相比，增值稅法將“勞務”并入“服務”、引入“應稅交易”等概念術語、實施留抵退稅制度等，這些均是國際上較為通行的實踐做法。將增值稅留抵退稅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在保障納稅人抵扣權的同時，又給予納稅人更多選擇，既可以選擇退稅，也可以選擇下期結轉。又如，增值稅法第七條規定，“增值稅為價外稅，應稅交易的銷售額不包括增值稅稅額。增值稅稅額，應當按照國務院的規定在交易憑證上單獨列明”，明確增值稅是價外稅，以及稅額與銷售額的關系，可以暢通增值稅稅負轉嫁機制，彰顯增值稅的中性特征，為后續進一步深化增值稅改革創造條件。再如，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給“消費地征稅原則”帶來挑戰，增值稅法第四條分不同情況對境內發生應稅交易作出解釋，既順應時代發展，又保障我國征稅權。此外，增值稅法第三十四條規定，“電子發票與紙質發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國家積極推廣使用電子發票”，順應了我國稅收征管數字化轉型的最新實踐，也為利用數字化技術提升征管效率、降低納稅人遵從成本提供了法律保障。

從實際出發，體現國情特色。比如，增值稅第一條和第二條規定了“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的增值稅制度”的立法目標，反映了我國增值稅制度要服務和服從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又如，增值稅法第四條規定對銷售金融商品征收增值稅，既反映了我國金融業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根本宗旨的發展獨特性，也與我國長期以來對金融業征收流轉稅的傳統相一致。再如，增值稅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務院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扶持重點產業、鼓勵創新創業就業、公益事業捐贈等情形可以制定增值稅專項優惠政策，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國務院應當對增值稅優惠政策適時開展評估、調整”，兼顧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和稅收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雙重需要。

注重不同稅法間以及與其他法律的協調。增值稅法立法十分注重不同法律間的銜接與協調。比如，進口增值稅與關稅關系密切，二者在海關一并征收，且關稅是進口增值稅的稅基，因而增值稅法第二十九條和第三十條，均對進口貨物增值稅的征管作了明確，規定對進口貨物的增值稅，其納稅地點和申報期限由海關確定。又如，增值稅法第二十五條明確了國務院對支持公益事業捐贈可以制定專項優惠政策，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相關規定相銜接，以確保法律體系協調一致。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