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連起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個重要年份，主要任務是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這既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續篇，也是新征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新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改革舉措要有鮮明指向性，奔著解決最突出的問題去，改革味要濃、成色要足”。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兩會都明確提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在內外部經濟環境嚴峻復雜的背景下，如何應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增多等困難挑戰？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不僅要考慮財稅本身，更要著眼經濟動力機制，對照“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堅持系統思維、守正創新、問題導向、先立后破，錨定改革切入點、找準改革基本框架、確定改革相關要點，建立健全起與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目標相適應的新型財稅體制。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心在“進一步”。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是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實施的財稅體制改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基礎上；戰略重點是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特別是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基層的首創精神；優先順序是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主攻方向是以財稅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服務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方式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協同發力、精準發力、持續發力，以自上而下為主動力。

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提高財稅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目標。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既要解決短期面臨的宏觀稅負持續下行、財政緊平衡、地方債務風險上升和土地財政向何處去的問題，更要站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圍繞促進共同富裕、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統一大市場、統籌發展與安全等重大戰略任務，構建新型財政稅收制度。立足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人口老齡化少子化、人口流動都市圈城市群化等約束條件，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企業和社會各方面積極性，重塑激勵約束制度，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實現財政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要支持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動能。加大支持創新發展力度，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統籌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補短板、拉長板、鍛新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要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增強財政可持續能力。進一步理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界定政府規模，避免政府支出責任持續擴張，避免有限財力與無限責任之間的矛盾；中央上收部分事權和支出責任，減輕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和支出負擔；進一步穩定宏觀稅負；不斷規范轉移支付尤其是共同事權轉移支付；深化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強化省級事權和支出責任，賦予省級統籌當地的職權。

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增強政策目標取向一致性。更好處理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關系，按照與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相適應的原則，規范轉移支付分類設置，厘清邊界和功能定位。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目標，增強地方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合理安排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實行差異化補助政策，推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更加均衡。專項轉移支付以保障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為目標，確保資金定向精準使用，強化對地方的引導激勵，逐步退出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領域。優化分配方式，完善財政可持續性評估、財政困難程度評價方法等工具，探索建立區域均衡度評估機制及指標體系，逐步加大常住人口權重。

要完善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健全地方稅和直接稅體系，合理配置地方稅權，理順稅費關系，逐步建立規范、穩定、可持續的地方稅體系；著力推進消費稅改革，穩步推進后移消費稅征收環節。建立健全以所得稅和財產稅為主體的直接稅體系，穩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當前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之比約為9%，企業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之比約為26%。個人所得稅收入占比偏低，企業所得稅收入占比偏高，這樣的收入結構不利于個人所得稅調節公平作用的發揮。增值稅、消費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之比較高，這種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有利于稅收收入的籌集，但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完善擴大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優化級距和邊際稅率，更好統籌發揮稅收在組織收入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支持增進民生福祉，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人民至上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基點、價值支點、實踐原點，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治國理政的出發點、落腳點。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有讓人民群眾可感可及的成果。應騰挪出更多財政資源用于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社保等民生領域，在發展中穩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持續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