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喆

魯迅文學獎得主、作家胡學文的最新長篇小說《龍鳳歌》，依舊是一部鄉土敘事作品。但這次，他懷揣著對筆下人物巨大的悲憫，用“情”寫“情”，一邊詠嘆于普通人如何實現精神超越，一邊以溫柔的姿態托舉起他們飄搖的人生。小說中的馬家和朱家四代人在命運的河流中浮沉半個多世紀，終究流出了一條奔涌不止的生命之河。

關于命運：普通的人與堅韌的情

小說以華北鄉村“豆莊”為敘事原點，將鏡頭對準傳統農村演變發展中的普通人：無論是細膩描繪的馬秋月和朱光明夫妻、龍鳳胎兄妹朱燈及朱紅，還是著墨較少的鄰村啞女、朱家次子朱丹以及朱紅的女兒歡歡、朱燈老領導的女兒羅畢干等人，都帶著壓抑卻又堅韌的泥土味。

故事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巨細無遺地呈現母親馬秋月在朱燈、朱紅成長過程中的“愛”與“怕”。朱燈和朱紅，龍與鳳，前者溫和怯懦、后者剛毅果敢。因資源匱乏和鄉村文化倫理的拘囿，朱紅選擇了自我犧牲，將升學機會讓給朱燈，回家幫母親操持家務。而朱燈則考上師范，從教師一路升至縣長秘書、報社主任，龍與鳳的人生從此截然不同。馬秋月自然深愛著兩個孩子，但子女間的差距讓她憂心忡忡，“龍鳳相克”的臆想又撕扯著她，難以言明的隱痛最終導致她患上“夢游癥”。上卷的“情”，是母性在生存困境中微妙的愧疚和小心翼翼，是豆莊煙火里升騰起的、帶著焦糊味的命運悲歌。

然而，胡學文的“有情”體現在并沒有居高臨下審判書中的人物，而是揭示“情”如何成為救贖的微光。下卷以次子朱丹的溺亡疑案為線，將敘事重心轉向朱燈、朱紅在城市化浪潮中的情感突圍。朱丹的意外死亡，給了這個家族沉重的一擊。“膽兒如蛋殼般薄脆”的兒子朱燈在弟弟意外身亡后，選擇用朱丹“肇事逃逸”的彌天謊言將母親阻隔在真相外，這謊言，面上是欺瞞，內核卻是笨拙、沉重的孝與懼。在不斷修補謊言細節的過程中，朱燈也變成了“撐在母親頭頂的一把傘”。朱燈的轉變，正是胡學文的溫情所在——當真相足以致命，虛構或是普通人守護所愛的最后一搏。

關于生活：平凡女性的成長史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學文筆下極具生命力的女性群像，她們用“情”交織出《龍鳳歌》中最動人的一曲：講故事的麻婆子渡人渡己的“共情”、馬秋月和朱家姐妹的“妯娌情”、啞女在男人失蹤并出軌后近乎偏執的“絕情”、歡歡因向往星空和自由而選擇天文學的“忘情”……書中女性或多或少都帶有悲劇色彩，但她們絕不是悲劇角色，也并非苦難生活的簡單承受者，而是有著蓬勃生命力的個體。從馬秋月反抗包辦婚姻的離家出走，到朱紅由被迫犧牲走向經濟獨立，層層遞進，最后羅畢干打破傳統的束縛，勇敢追求自由婚戀，成就了全書女性情感的蝶變。

如果說馬秋月奏響的是《龍鳳歌》的前奏，那么朱紅和羅畢干唱響的就是最扣人心弦的高潮。女兒朱紅，小時候曾被母親馬秋月送出去寄住，在先后經歷輟學、丈夫出軌、婚姻拉鋸戰后，決絕地斬斷婚姻枷鎖，以驚人的韌性操持起裁縫鋪的事業，縫制出一面女性自立的旗幟。朱紅的“情”，不同于母親馬秋月那樣的傳統女性，她扯碎了鄉村女性長久以來的隱忍與內耗。

到了羅畢干，這條主線劇情外的支流，居然翻出了最惹人注目的浪花。“憑什么女人就要跟著男人？”“他是他，我是我，各活各的。”羅畢干平靜而堅決的話語在《龍鳳歌》循規蹈矩的敘事中落下一道驚雷。羅畢干是勇敢的，她在流言壘砌的藩籬中旁逸斜出，絲毫不吝于表達訴求。羅畢干的“情”，是對窒息生活的本能反抗，是近乎天真的浪漫主義，是《龍鳳歌》悠長旋律中一記裂帛之聲。

關于苦楚：人生就是積極的愛

而貫穿上下卷，真正將“情”升華為救贖詩學的，是父親朱光明。這個能言善辯的木匠，用行動踐行了胡學文的“有情”哲學。當馬秋月深陷臆想追逐夢中的白兔時，他悄悄養了一只真實的白兔放入妻子懷中，這并非浪漫的童話，而是將虛無縹緲的精神苦痛，溫柔地引渡回人間煙火。馬秋月的“夢游癥”，讓我想起《一句頂一萬句》中楊百順的“失語”，二者的怪癥都源自對“情”的渴望，不同的是馬秋月的“夢游癥”最終又因“有情”得到了象征性的治愈。

胡學文在采訪中說，“《龍鳳歌》因情而生”。我們在閱讀這本長篇小說時也應看到，胡學文不僅寫情的困境，更寫情如何成為困境中的繩索、暗夜里的星光。馬秋月的愧和韌、朱紅的剛和傷、朱燈的懼和孝、朱光明的默和行……《龍鳳歌》這曲人生長歌，歌的正是這千回百轉、生生不息的人間至情。

不同于賈平凹的清風街、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劉慶邦的房戶營村等鄉土文學中的經典符號，《龍鳳歌》中的豆莊既無悲壯慷慨之士、亦無鄉紳惡霸之流，“始終為普通人寫作”的胡學文，鐘情于綿密深描那些生生不息的普通人的苦辣酸甜。生而有情，自當長歌。這不僅是小說人物的命運寫照，亦是胡學文獻給所有在時代洪流中負重前行者的深情禮贊。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奉化區稅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