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簡介

新加坡A公司在新加坡投資成立B公司，B公司投資印度C公司，取得部分股權。2014－2015財年，A公司將其持有的B公司全部股權轉讓給印度D公司。A公司認為，該交易雖然涉及間接轉讓印度C公司財產，但根據印度所得稅法關于間接財產轉讓小股東豁免規定，無需在印度納稅。

印度稅務局則認為，間接財產轉讓小股東豁免條款自2015－2016財年起生效，因此上述交易不能適用豁免規定，應在印度繳稅。其后，A公司向印度爭議解決小組（Dispute Resolution Panel，DRP，是根據印度所得稅法引入的法定機構，由印度中央直接稅管理局任命，為外國公司或特定國內納稅人提供快速、中立的爭議解決機制，避免直接訴諸所得稅上訴法庭，減少訴訟積壓并提升稅收確定性。）提出反對意見，但被其駁回，理由為：印度“所得稅法沒有明確規定小股東豁免可以追溯適用”。最終，A公司向新德里所得稅上訴法庭提出上訴，法庭支持了A公司主張。

二、爭議焦點

本案中，雙方爭議焦點在于新加坡A公司轉讓新加坡B公司股權取得的收益是否適用間接轉讓小股東豁免條款。

新加坡A公司主張：一是在適用條件上，印度《2012年財政法》條款5和《2015年財政法》條款6、7（相關法律規定網站：https：//www.incometaxindia.gov.in）對《1961年所得稅法》第9節間接財產轉讓進行了解釋。

相關條款具體內容如下：條款5：非居民轉讓外國實體的任何股份或權益，如果該股份或權益的價值主要來源于印度資產，則所產生的收入應在印度納稅。條款6：如果境外企業持有印度公司或實體股份少于5％，則享有小股東豁免權。條款7：境外企業持有的印度資產價值超過1億盧比，且至少占該境外企業資產總價值50％以上時，印度有征稅權。

A公司的相關交易符合間接轉讓小股東豁免規定。

二是在適用時間上，印度《2012年財政法》明確，條款5可按規定追溯至1961年4月1日，《2015年財政法》雖未明確條款6、7可以追溯適用，但由于條款6、7是條款5的補充說明，也應追溯適用至1961年4月1日。

因此，該交易可以適用間接股權轉讓小股東豁免規定，不需要在印度納稅。

印度稅務局則認為，正因為條款6、7　是《2015年財政法》引入的，所以豁免規定應從2015－2016財年開始生效，而不適用于該筆間接轉讓發生年度，即2014－2015財年。

三、最終裁決

最終，新德里所得稅上訴法庭裁決A公司勝訴。主要理由為：

條款5由《2012年財政法》引入，并可按規定追溯至1961年4月1日。在引入該條款后，有人針對其中“任何股份或權益”和　“主要”一詞的模糊性向印度政府提出了申述。印度政府將申述意見提交專家委員會，由其研究提出明確間接轉讓可稅范圍的建議。此后，根據專家委員會的建議，印度通過《2015年財政法》引入了條款6、7。因此，根據立法本意，條款6即“小股東豁免規則”和條款7即“主要價值測試規則”應與條款5一并追溯至1961年適用。

因此，納稅人有權就2014－2015財年發生的間接轉讓適用小股東豁免條款。

四、對“走出去”企業的啟示

我國企業“走出去”可能采用與上述案例相似的股權架構，因此在發生企業集團架構變化時，或面臨類似的間接轉讓稅收風險問題，應對此予以重視。

一是關注東道國稅收政策與稅改進展。“走出去”企業在搭建海外架構之前，應充分了解當地稅收政策。例如，印度自“沃達豐案”之后對于《所得稅法》進行了多次修正和解釋，尤其是資產收益稅方面。企業應及時跟進最新政策，針對與企業密切相關的部分提前與當地稅務機關充分溝通。

二是預先考慮海外架構的退出成本。對于間接轉讓等投資退出時可能涉及的稅收問題，企業應熟悉相關判定和計算規則，如安全港規則、價值測試規則等，做好退出成本預判，同時還應密切關注東道國和相關國家稅收協定相關條款的修訂情況。

三是用好東道國稅收爭議解決機制。在遇到跨境稅收爭議時，“走出去”企業應多途徑尋求稅收救濟。例如，對于印度資本收益稅爭議問題，納稅人可以向主管稅務局的所得稅上訴委員會（CITA）提出上訴。如納稅人對所得稅上訴委員會的裁決不滿意，還可向所得稅上訴法庭（ITAT）提起上訴。除訴諸法律外，企業還可選擇相對高效的替代性稅收爭議解決辦法，如向爭議解決專家組、所得稅和解委員會等機構反饋訴求等。通過用足用好各類稅收救濟手段，合理有效維護自身權益。

國家稅務總局江蘇省稅務局編譯
國家稅務總局浙江省稅務局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