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怡霖

近日，瑞士聯邦議會以微弱優勢通過一項個人所得稅征稅制度改革法案，廢除現行個人所得稅報稅制度中的“婚姻懲罰稅”（夫婦合并申報納稅導致稅負增加）。然而，該法案遭到部分保守派人士的強烈反對，這部分人正在推動舉行全民公投，試圖阻止該法案落地實施。

這場圍繞“婚姻懲罰稅”存廢的爭議，不僅涉及稅收公平問題，也深刻反映出瑞士社會在家庭模式、性別平等與國家政策導向之間的價值觀念分歧。

“婚姻懲罰稅”衍生“無證婚姻”等現象

現行瑞士聯邦稅制要求已婚者申報個人所得稅時，按夫婦合并申報納稅，這使得雙方收入均較高的家庭不得不適用更高的邊際稅率，形成所謂的“婚姻懲罰稅”。夫婦雙方年收入均在7.5萬瑞士法郎（1瑞士法郎約合8.9289元人民幣）至12.5萬瑞士法郎的中等收入家庭受到的影響尤為明顯，婚后每年可能增加數千甚至數萬瑞士法郎的稅收。

該政策造成一種特殊的經濟效應：當以女性為主的第二收入者（通常男性收入更高，被稱為第一收入者）將其收入納入家庭總收入后，就會產生“工作越多、稅負越重”的經濟抑制效果。普華永道瑞士家族業務主管麗莎·康威爾-韋伯表示，該政策“直接影響瑞士人的婚姻決策，對高收入伴侶尤其明顯，甚至導致一方選擇放棄工作”。

現行稅制不僅影響就業，還衍生出“無證婚姻”和“稅務離婚”等現象。有夫婦因預計婚后每年稅負將增加4萬瑞士法郎而選擇不登記，亦有資深銀行家考慮通過離婚來減輕繳納養老金的負擔。據瑞士聯邦數據，2019年全國約有70萬對夫婦受到“婚姻懲罰稅”影響，其中45.4萬對為在職夫婦，25萬對為退休夫婦。養老金制度中也存在類似的不公平現象：已婚夫婦最多僅可領取單身者1.5倍的養老金，而未婚伴侶則可分別領取全額養老金，這進一步加劇了婚姻帶來的制度性不公。

稅改背后的性別平等與家庭傳統之爭

瑞士關于“婚姻懲罰稅”的爭論由來已久。早在1984年，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就已裁定對已婚夫婦差別征稅違憲，但因政治阻力未能實現改革。2016年類似提案仍在公投中遭到否決。如今稅制改革再度推進，與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

最近20年來，瑞士女性高等教育參與率和整體就業率持續提高，但目前女性全職就業比例僅為60%，遠低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78%的平均水平，而男性全職就業比例則超過90%。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教授希瑟·凱恩斯-李指出：“當前稅制對雙職工家庭，尤其對女性構成了實際困境。”許多高技能女性被迫從事兼職工作，甚至完全退出就業市場，這一現實引發了關于稅制改革的社會呼聲。

瑞士聯邦主席卡琳·凱勒－祖特爾表示：“改革必然有贏家和輸家，但大多數民眾將從中受益。”政府測算顯示，個稅征稅制改革后，50%的納稅人將獲利，36%稅負基本不變，僅14%可能稅負增加。支持者強調，“婚姻懲罰稅”主要影響以女性為主的第二收入者，變相鼓勵“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模式，而改革有望促進性別平等、加強女性就業，并推動瑞士的夫妻征稅標準與英國、澳大利亞等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稅制的標準接軌。

然而，由右翼瑞士人民黨、中間黨和福音派團體組成的保守派堅決反對改革，稱其損害傳統家庭價值觀，并試圖推動公投以阻止法案實施。中間黨議員指出，各州已借助收入分割、第二收入者專項扣除等舉措來降低已婚夫婦稅負，因此在聯邦層面推行這一激進改革并無必要。此外，聯邦稅務部門預計，新政將每年新增約170萬份納稅申報表，大幅增加行政成本，可能導致稅務系統超負荷運轉。

而實際上，這場爭論遠遠超出了稅改的技術層面，它折射出瑞士社會在家庭組織模式方面存在的深層次觀念分歧。德勤稅務合伙人托馬斯·胡格指出，這看似是一場關于稅收技術的爭論，實際上涉及家庭應如何構建、國家是否應提供政策激勵等諸多議題。

政治博弈與制度韌性的考驗

瑞士實行聯邦、州、市三級征稅體系，各州在稅收領域享有高度自主權，這一結構性特點為全國性稅制改革帶來顯著挑戰。本次改革僅涉及聯邦稅層面，因而在推進過程中面臨明顯的區域差異與協調難題。

卡琳·凱勒-祖特爾表示，多數州政府呼吁為該改革設立10年的過渡期，以減緩新稅制帶來的財政沖擊，反映出地方對改革落地持高度審慎態度。此外，這項改革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全民公投的考驗。根據瑞士直接民主機制，收集到5萬個有效簽名即可啟動全民公投。即使未達該門檻，索洛圖恩州和阿爾高州等仍可聯合至少8個州通過特定憲法程序發起全國公投，這也為稅改前景增添不確定性。

經濟測算表明，這項改革有望推動6萬人進入就業市場，帶動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1個百分點，但會導致聯邦和州兩級財政每年少收10億瑞士法郎稅收。盡管面臨短期財政壓力，支持者認為長期隨著稅基擴大可實現動態平衡。不過，議會兩院在具體實施方案上仍存分歧，國民院建議將少收入的稅收總額控制在6億瑞士法郎，聯邦院則主張控制在5億瑞士法郎。

這場跨越40年的稅制之爭，已超越政策本身，成為洞察瑞士社會價值觀變遷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