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婷 呂明程

近日，墨西哥央行數據顯示，2024年墨西哥從美國收到的匯款達到625億美元，預計今年將降至610億美元。墨西哥當地媒體稱，一些長期依賴境外匯款補貼家用的社區居民將受到影響。

據了解，美國總統特朗普不久前簽署了《大而美法案》。這項近千頁的法案以“大而美”為名，卻包含著這么一項“小而痛”的條款——第107條“匯款稅”條款。該條款要求采用特定非電子渠道向境外匯款的美國居民按照1%的稅率繳納匯款稅，這一稅收政策看似溫和卻影響著數千萬美國境外家庭和個人的“基本生活”。

1%，看似溫柔實則“力道十足”

強化邊境安全與移民管理是《大而美法案》的核心目標之一。因此，匯款稅在設計之初便承載著雙重目標：一方面，通過提高移民（特別是無證移民）向母國匯款的經濟成本，打擊非法移民；另一方面，預計在未來10年內為美國聯邦政府籌集約1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專項用于資助政府的移民執法與邊境管控行動。

最初在眾議院提出的法案中，匯款稅的稅率設定為5%，且僅適用于非美國公民匯款的行為。然而，在后續的立法進程中，稅率兩次下調，由5%最終下調至1%，體現了立法過程中兩黨的重大妥協。更關鍵的是征稅對象顯著擴大。最初的匯款稅明確指向非美國公民，意圖精準打擊非法移民，但出于法律實操性考量（避免身份驗證的復雜性）、規避潛在歧視訴訟的風險以及擴大稅基增加收入的現實需求，征收范圍大幅拓寬至所有進行指定形式跨境匯款的個人，徹底改變了政策的針對性，與立法初衷相去甚遠。

美國征收的匯款稅，給那些在美國生活成本日益上升同時還要支撐國內家人生活的移民增加了負擔。圖為美國馬里蘭州居民哈維爾·古茲曼走進VM Services門店，準備向洪都拉斯的家人匯款。

根據最終公布的法案，自2026年1月1日起，個人通過現金、匯票、銀行本票等非電子方式向美國境外匯款，均需繳納稅率為1%的匯款稅，由匯款人繳納，匯款服務機構代收后上繳美國財政部。

從征收范圍來看，匯款稅僅適用于特定非電子渠道向境外匯款的行為，電子銀行轉賬、信用卡、數字貨幣支付等渠道的匯款可豁免。從納稅主體來看，該項政策覆蓋了全體在美居民，包括美國公民、綠卡持有者、臨時簽證持有者等。此外，匯款稅無最低交易金額門檻，意味著小額匯款同樣需要繳稅。在實際操作中，稅款將由匯款服務提供商、銀行及各類匯款應用程序在交易時直接代扣代繳，并按季度匯總上繳。

對于依賴小額、高頻匯款維持生計的相關境外低收入群體，這“1%”絕非紙面數字般微不足道——考慮到美元在墨西哥、中美洲等主要匯款接收國的購買力，這筆稅款帶來的實際損失會顯得更大。

沖擊服務貿易，很可能“得不償失”

在美國境內，受到匯款稅影響的群體包括約2300萬綠卡持有者、1400萬非移民簽證持有者、1200萬左右的無證移民，以及進行相關匯款的美國公民。目前，通過正規渠道跨境匯款的平均成本（含手續費和匯率差）已高達6%。新增的1%稅款，將總成本推至7%，遠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設定的“在2030年前，將移民匯款的交易成本降低至3%以下”目標。

此外，匯款稅還將對匯款行業形成“業務量萎縮”與“合規成本激增”的雙重打擊。相關研究模型測算顯示，即便在妥協后調低的稅率下，正規渠道的跨境匯款量預計仍將下降約1.6%。這一降幅雖低于初始5%稅率方案下的預測值，但對于高度依賴交易規模、本身利潤空間已十分微薄的匯款服務商（如西聯匯款、速匯金等）而言，已然構成實質性沖擊。

更嚴峻的挑戰在于合規層面的重壓。作為法定的稅款代征主體，匯款機構將被迫投入巨額資金，對全球數萬個服務網點的業務系統進行升級改造，需全面嵌入稅款自動計算、實時扣繳等核心功能。同時，還需額外承擔代扣稅款核對、專項財務記賬、季度稅務申報等一系列繁復義務。這不僅大幅推高了日常運營成本，更顯著增加了機構的運營風險與法律合規負擔，部分中小型服務商甚至可能因難以承受成本壓力而退出市場。

此外，這項匯款稅對美國整體經濟而言，很可能是“得不償失”的。據相關機構估算，匯款稅在未來10年內可為美國帶來的財政收入約100億美元，這一規模尚不足美國聯邦年度預算的0.1%，對龐大的聯邦財政而言微不足道。然而，這項政策引發的連鎖反應卻遠非“小額收入”所能抵消：業務量下降和合規成本飆升的雙重擠壓，將直接削弱跨境匯款相關企業的盈利能力與市場競爭力。而這類企業作為美國服務貿易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受阻產生的沖擊，最終會通過產業鏈傳導至上下游，進而損害美國更廣泛的經濟利益——這與政策“增加收入”的初衷明顯不符。

“毛細血管斑塊”讓移民家庭“堵心”

美國的匯款稅雖以妥協后的“溫和”稅率落地，但其漣漪效應將從美國向其他國家蔓延，或將對匯款接收國的經濟穩定性，以及現有國際金融監管格局帶來挑戰，其影響早已遠超稅收本身的財政意義。

英國國際發展政策智庫ODI的研究顯示，家庭跨境匯款在減貧領域的實際效用，往往優于政府的現金轉移支付等其他措施。核心原因在于，匯款能覆蓋更廣泛的人口群體，且精準觸達更多貧困家庭，直接緩解其基本生活壓力。不僅如此，對低收入家庭而言，移民與跨境匯款還扮演著“經濟保險”的角色：通過家庭成員跨國分散收入來源，家庭應對失業、突發疾病等風險沖擊的能力顯著提升；同時，移民家庭更傾向于將部分匯款投入土地購置、小型企業經營等資產性領域，為長期脫貧與經濟自主奠定基礎。

顯然，若移民因匯款稅負擔加重而被迫減少匯款金額，甚至因成本過高而放棄正規匯款渠道，上述由匯款帶來的減貧、抗風險及資產積累等積極效應，都將大幅弱化甚至完全消失。

墨西哥是美國跨境匯款的最大接收國。據統計，2024年在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匯往墨西哥的金額高達625億美元，占墨西哥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略超3.5%——這一資金規模對墨西哥經濟穩定具有重要支撐作用。征收匯款稅預計將導致墨西哥每年接收的匯款減少約15億美元，直接削弱該國民生保障能力。

在墨西哥最貧困的格雷羅州和瓦哈卡州，僑匯占州經濟總量高達18%，是維系民生的“基石”。稅率為1%的匯款稅如同給這條“毛細血管式”的資金補給網絡添堵。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稱，瓦哈卡州的社區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該社區移民美國的人數較多。在一些地區，匯款支持著當地建筑業、小企業。墨西哥當地官員指出，能夠持續收到移民匯款的家庭越來越少，城鎮經濟活動出現蕭條跡象。

墨西哥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明確譴責該稅具有歧視性，指出其本質是對已繳納美國所得稅的移民工人實施“雙重征稅”。在美國將稅率從初始提案下調至1%后，墨西哥政府宣布計劃推出補償措施，覆蓋受稅負影響的群體，盡可能降低匯款流入的波動。

印度（美國匯款第二大接收國）、菲律賓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部分國家，如危地馬拉、多米尼加共和國和薩爾瓦多等，也將受到影響。據報道，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等國家庭用匯款支付子女學費、診所費用的比例超60%。匯款稅壓縮可支配收入后，這些支出將被削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