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恒

服務消費具有不同于商品消費的屬性，決定了發展服務消費有必要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支持政策措施。

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今年經濟工作時提出“擴大服務消費”。今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把“服務消費提質惠民行動”作為提振消費的一項重要工作。今年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要求“大力發展服務消費”。

服務消費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提振消費的重要著力點，但服務消費不同于商品消費的屬性，決定了發展服務消費有必要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支持政策措施。

服務消費的多重意義及基本屬性

服務消費指消費者為獲取各種非物質性、非商品形式的服務所產生的支出，涵蓋餐飲住宿、家政服務、養老托育、文娛旅游、教育體育、居住服務、健康服務等領域。

在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和發展階段下，服務消費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宏觀經濟層面，服務消費邊際效用遞減效應更弱，即隨著消費量的增多，消費者對服務的需求意愿較商品下降得更為緩慢，消費上限也就更高；隨著制造業智能化升級、機器人應用和無人工廠普及度提高，服務消費對于穩就業來說更加重要。在區域發展層面，不同于商品的生產地和消費地可能分離，服務消費本地化特征突出，可以直接轉化為本地的收入和就業，形成“消費在哪里，收益就在哪里”的效應。在社會發展層面，提高教育、文體、醫療等領域的服務消費水平，契合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時有助于人力資本積累，推動個體更加平等地參與收入分配。在創新發展層面，高質量的服務消費能夠加速技術擴散，提升經濟整體創新力和競爭力。

服務消費有著區別于商品消費的若干屬性。一是收入彈性更高，服務消費對居民收入變化更為敏感。服務消費的收入彈性系數普遍大于1，即收入增速加快，服務消費增速更快；收入增速放緩或預期不穩，服務消費增速放緩幅度更大。二是供需同步，需要更多閑暇時間。服務消費的供給和消費同步進行，因此，休假制度是否完善將直接影響服務消費。三是更依賴于人口集聚，需要更多家庭化消費場景。人口越集中，規模經濟效應明顯，服務消費供給會越充分。同時，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消費具有明顯的家庭化特征。四是難以實現標準化復制和遠距離傳輸，對供給能力的要求更高。服務的無形性、異質性決定了其難以完全標準化，這就要求各類服務行業出臺更完善的市場準入制度和行業規范體系，并對各地區的服務供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我國服務消費現狀和主要制約因素分析

近年來，我國服務消費實現穩步增長。2013年—2024年，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從0.5萬元提升至1.3萬元，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從39.7%提升到46.1%，但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明顯。從結構看，近年來餐飲服務比重較高、增幅較大，醫療服務比重略有提升，改善屬性較強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娛消費增長有限，包含旅館住宿、養老、金融服務等在內的其他服務以及家庭服務比重較低。

制約我國服務消費發展的因素是多重的，包括消費能力、消費意愿、服務供給的適配性等方面。一是居民收入預期不穩。百年變局下不確定性增加，房地產等部分行業、企業受到影響，居民收入預期穩定性有所減弱，服務消費也因更高的收入彈性受到更深的拖累。二是社保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穩定收入預期、提振服務消費的重要基礎。當前，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超過10.7億人，但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在待遇方面差距較大。保障水平較低的群體需要為未來儲蓄更多的資金，從而減少當期消費支出，首先被壓縮的往往就是服務消費。三是部分服務領域存在供給短板。在養老服務方面，我國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雖持續增長，但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養老床位存量不足以容納有養老需求的人口；在文體設施方面，我國人均體育場館面積仍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在旅游住宿方面，部分地區配套設施不完善、同質化競爭、個性化產品供給不足等問題也較為突出。

進一步發展服務消費的財稅政策建議

進一步發展服務消費，應從需求端的收入保障和供給端的質量提升兩方面同時發力，出臺系統性、針對性政策。其中，財稅政策既能通過直接減輕居民負擔或增加補貼的方式，提升服務消費的意愿和能力；也可通過間接引導的方式，補齊服務消費供給短板，提升供給質量，提高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和牽引力。

通過優化稅制、完善轉移支付等方式，進一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鑒于當前財政壓力日益增大，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不宜再通過大規模減稅的路徑，可以采取優化稅制、加大政府對中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加快農村土地和住宅的市場化流轉以提高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等路徑。如個人所得稅方面，推動個稅從當前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小綜合”邁向“大綜合”，適時將財產性收入納入綜合所得范圍，同步研究優化配套扣除標準，推動勞動資本等不同類型收入的稅負公平；加大對畸高收入群體的征管力度，發揮個稅的收入調節功能。

推動“國資—財政—社保”聯動改革，提高社會保障覆蓋面和保障水平。適度增加國有企業上繳財政收入并專項用于社保體系建設，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待遇，降低其預防性儲蓄需求，釋放服務消費潛力。此外，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支出結構從以“物”為主走向以“人”為主，進一步提高財政支出中教育、養老、醫療等的比重，化解居民的后顧之憂。同時，對于人口流出較大的區、縣實施合并，減少財政供養人員，騰出的資金也可用于提高社保水平。

優化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將更多服務消費納入以舊換新范圍。考慮到耐用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可能透支部分未來需求，下一步，有必要推動消費券、補貼等政策向收入彈性更高的服務消費傾斜，支持文化旅游、養老、醫療等消費，以實現更大政策效果。

發揮財稅政策撬動作用，提升公共投資的導向性。由于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領域存在公共性，單靠社會力量難以提供優質供給。因此，公共投資應發揮引領作用，更多地建設相關的基礎設施，在用地等方面給予更大的優惠和支持力度，吸引社會資本進入這些服務供給領域，實現財政保基本、市場保高端和多元。

此外，建議在落實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基礎上優化休息休假制度，增加勞動者閑暇時間。《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提出“保障休息休假權益”。時間和收入一樣，是居民消費的必要條件。和商品消費的“瞬時性”相比，服務消費更具“耗時性”特征，看一場電影花費一兩個小時，一次旅游至少也要幾天時間，養老育幼、醫療健康等服務消費都與時間掛鉤。因此，當勞動者能夠預期未來有充足的休息時間進行消費活動時，他們會更有信心和有計劃地進行旅游等服務消費。

有人質疑，增加假期、減少勞動時間會不會影響生產成本和經濟發展？筆者認為，有必要從經濟學角度正確認識這一問題。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生產不足，而是需求不足，繼續抓著生產不放，一味增加勞動投入量，有可能加重“內卷式”競爭。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閑暇時間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已被越來越多的實踐所證明，包括對勞動者素質的提升、對消費的促進、對生產的反哺等。而且，社會和收入的分布是分層的，不同群體面臨的需求和約束條件不同，中低收入群體的約束是收入不足、中高收入群體的約束是時間和高質量供給不足。如果中高收入群體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去消費，這將帶動中低收入群體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其增收，不同群體的需求能同時得到滿足。因此，增加假期有助于激活更多消費場景來消化龐大的產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促進經濟良性循環。

（作者系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