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華 馮子奕

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制度設計對清潔能源投資具有“隱形杠桿”作用。企業所得稅既可以通過基礎稅收條款間接影響清潔能源投資，也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對投資產生直接影響。

近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第73號稅收工作報告，探討企業所得稅政策在促進減緩氣候變化投資方面的作用。報告認為，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凈零轉型目標，需要私營部門對清潔能源技術進行大規模投資。在此過程中，企業所得稅政策作為撬動私營資本的關鍵支點，應予以特別考量。企業所得稅政策既可以通過基礎稅收條款間接影響清潔能源投資，也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對投資產生直接影響。

圖為近日在英國倫敦展覽中心舉辦的“電動一切展”上，參觀者從電動巴士前走過。

私營部門清潔能源投資項目面臨障礙

為實現2050年凈零排放目標，全球清潔能源投資需求將大幅增長，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3/4的能源領域將成為關鍵突破口。據估計，到2030年，全球年度清潔能源投資將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增加到4.5%，即每年約5萬億美元。雖然公共部門投資在這一進程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大部分投資仍需要由私營部門承擔。

然而，私營部門的清潔能源投資項目面臨諸多障礙。一些碳排放的外部成本未被定價，削弱了清潔技術的競爭力。企業融資困難、信息不充分、政策不確定性等都可能阻礙清潔技術的采用，容易導致投資不足。許多凈零轉型所需的技術目前還不成熟，成本也沒有競爭力，對一些企業來說無利可圖或無法部署。此外，現有碳密集型技術的使用壽命長、轉換成本高，導致新技術的市場滲透需要較長時間。例如，現有燃煤電廠的平均生產成本可能顯著低于投資新能源電廠所需的成本。

企業所得稅政策對低碳轉型、清潔能源投資的影響是復雜的。當政府為促進清潔能源投資而實施企業所得稅激勵措施時，會在不同的政策工具中作選擇。一些國家采用定向稅收優惠，即直接降低企業獲取特定清潔技術資產的稅負；另一些國家則將企業碳排放量低于行業基準值作為享受稅收優惠的前提條件，以此推動整個行業的低碳轉型。

經合組織成員國通常采用基于支出的稅收激勵（如購置減排設備），通過稅收抵免或稅收減免，直接降低清潔能源資產的購置成本。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既采用基于支出的稅收激勵，也采用基于收入的稅收激勵，具體包括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或免除企業所得稅。例如，毛里求斯和塞舌爾通過加速折舊引導資金流向電力部門之外的清潔技術項目，馬達加斯加針對可再生能源投資提供專項免稅額度。

在許多國家，碳稅作為一項核心減排工具，兼具環境效益與財政收入雙重功能，這些國家通過提高污染活動的相對成本來實現減排。然而，碳稅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面臨稅收收入分配不公和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等現實挑戰。相較而言，企業所得稅政策作為補充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清潔能源投資中的市場失靈問題，但也存在缺陷。一是激勵時效性局限，企業完成設備采購后即失去進一步減排動力；二是政策精準度不足，高排放企業和低排放企業享受相同的稅收優惠，導致減排資源的配置效率損失；三是財政可持續性挑戰，稅收優惠造成政府收入減少，造成的缺口往往需要新增其他稅收來彌補。

政策制定者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明確企業所得稅政策在支持清潔能源投資中的獨特定位，盡量減少與其他政策工具的重疊。一方面確保稅收激勵措施能夠有效彌補市場失靈，產生實際減排效應；另一方面通過成本效益分析，證實所增加的收益能夠覆蓋行政和合規成本。

企業所得稅政策具有“隱形杠桿”作用

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制度設計對清潔能源投資具有“隱形杠桿”作用。具體來說，較高的稅率會增加企業稅負，從而降低企業的投資意愿。通常，資本投資的成本根據預設的折舊年限進行稅前扣除。如果預設折舊與實際折舊存在差異，可能導致資本成本的稅務核算偏離其真實經濟價值。

在大多數國家的企業所得稅政策中，債務融資的利息成本可稅前列支，而股權融資則不允許。這導致依賴股權融資的清潔技術初創企業的資本成本比傳統能源企業高2個—3個百分點，從而使企業優先選擇債務融資來支持清潔能源投資項目。

在現行企業所得稅政策框架下，發生虧損的企業通常可適用虧損結轉彌補機制，通過向前追溯或向后遞延的方式，用當期虧損抵減其他納稅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如果虧損可以無限期地結轉并考慮通脹指數，那么企業所得稅政策可保持風險中性，否則會增加具有虧損風險項目的預期資本成本。

投資項目的差異使企業所得稅政策和清潔能源投資之間的關系變得復雜。從資產規模看，大型項目更易獲得債務融資，而小型項目可能因缺乏債務融資渠道處于不利地位。從成本結構看，高昂的前期成本可能使項目面臨流動資金不足，若受虧損結轉年限的限制，稅收優惠的效用將大打折扣。從使用壽命看，加速折舊等稅收優惠雖然對核電、水電設施等長壽命資產更具價值，但現有大部分高排放資產仍有較長的剩余使用壽命，這些沉沒成本構成了清潔能源轉型的巨大障礙。

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對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響應不同。在許多國家，國有企業是能源生產等排放密集型行業的主導力量，對凈零轉型至關重要。但由于存在特殊的監管政策，企業所得稅政策對國有企業清潔能源投資的激勵效果可能會被削弱。跨國公司的全球業務布局和跨境稅收籌劃往往導致其對稅收激勵的敏感度降低，可能導致針對清潔能源投資的稅收激勵措施效果受限。

當然，企業所得稅政策對清潔能源投資的激勵效果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宏觀經濟狀況如技術發展、市場需求、回報預期等都是影響企業投資的重要因素。首先，宏觀經濟狀況對大規模清潔能源投資的影響較大，如在經濟波動時期，通貨膨脹和利率上行會推高企業的資本成本，進一步抑制投資意愿。其次，國家產業結構、政府參與度和企業規模等要素會對企業所得稅的政策效應產生影響。各國在實現凈零排放目標的路徑選擇上存在差異，也導致了對稅收激勵工具的運用有區別。同時，企業所得稅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同也會影響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實際效果，既要注重與碳稅、能效標準等氣候政策的互補，又要注重與投資審批、財政補貼、行政許可等非氣候政策的配合。此外，全球最低稅、歐盟的國家援助規則等國際和多邊稅收政策正在重塑各國清潔能源稅收優惠的政策空間，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進行企業所得稅政策設計的經驗與優化路徑

進行企業所得稅政策設計時，需充分考慮對清潔能源投資決策的導向作用，通過降低政策對邊際投資決策的扭曲效應，有效支持清潔能源投資。

雖然企業所得稅政策在促進清潔能源投資方面具有獨特作用，但作為氣候政策工具仍然存在明顯局限，可能扭曲投資決策，導致稅收收入損失。而在推行碳稅政治阻力較大的情況下，企業所得稅政策可作為其替代或補充措施，共同促進清潔技術的采用。

政策制定者需要平衡不同目標，并考慮政策的針對性和可持續性。為了使企業所得稅政策更好地支持清潔能源投資，報告提出了3項關鍵舉措：

首先，識別并消除阻礙清潔能源投資的企業所得稅政策障礙，包括對化石燃料的優惠以及稅制的扭曲。報告指出，全球仍有48個國家為油氣勘探提供超額成本抵扣，其中加拿大“資源津貼”抵免率達28%。這些措施不僅扭曲市場信號，更與氣候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各國應根據自身的清潔能源投資需求，科學評估企業所得稅中相應的政策規定，為后續稅制改革提供精準的依據，以“碳強度閾值”限制高排放行業稅收優惠。

其次，將企業所得稅改革作為氣候治理工具進行評估，在鼓勵清潔能源投資的同時最大限度降低經濟效率損耗、減少管理成本。報告建議，通過優化融資成本抵扣機制、改進稅收虧損結轉彌補規則，可以有效降低清潔技術的資本成本門檻。這種改革既能提升清潔技術的投資吸引力，又能避免對市場經濟的過度干預，尤其在氣候政策有力實施的地區效果顯著。例如，比利時“虛擬股權津貼”允許企業按長期國債利率抵扣股權成本，使初創清潔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1.5個百分點。智利允許清潔項目虧損向前結轉3年、向后無限結轉，并允許隨消費物價指數進行調整，使高風險技術投資意愿提高25%。

最后，謹慎采用定向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措施，通過政策設計平衡收益與潛在的風險和成本，并建立持續的審查機制。報告強調，稅收激勵措施一旦頒布就很難隨意取消，因此在設計之初就應基于明確且合理的政策目標，并充分考慮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成本，通過定期評估來發現問題、適時調整，確保政策的有效性。同時，單一工具難以破解復雜市場失靈問題，唯有將企業所得稅政策與碳稅、公共投資、金融監管等政策協同實施，才能構建穩健的凈零投資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