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偉

稅收法治與公平既規范政府權力的運行軌跡，又劃定納稅人權利的保障邊界，體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層邏輯。

伴著4月的春風，第34個全國稅收宣傳月如期而至。稅收法治與公平猶如“車之雙輪”，既規范政府權力的運行軌跡，又劃定納稅人權利的保障邊界，體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層邏輯。

稅收公平：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雙重體現

現代稅收公平包含“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雙重維度。個人所得稅法歷次修訂就有所體現。2018年通過的個稅法將4項勞動性所得納入綜合征稅范圍，個稅制度從分類邁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不僅實現工薪所得的形式公平課稅，而且通過教育、醫療、住房等專項附加扣除制度，考慮到不同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能力。這一制度設計契合量能課稅原則，體現了“相同能力者同等負擔，不同能力者差異負擔”的實質公平。

面對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稅收公平也體現為稅制的動態調適能力。針對平臺經濟收入性質模糊的難題，增值稅法將“服務、無形資產在境內消費”作為判定境內應稅交易的重要標準之一，更加強調消費地原則；對于直播打賞等新型收入，電子商務法明確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義務等。此外，稅務部門建立健全“信用+風險”動態監管機制，既避免了對新業態的過度干擾，又有助于防止稅收流失。這些稅收實踐既體現了形式公平也體現了實質公平，在激發市場活力的同時維護稅收正義。

稅收法治：權力規制和權利保障的雙向約束

稅收法治的本質是構建雙向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與納稅人之間關系和諧。立法法確立的稅收法定原則，既是對政府征稅權的約束，也是對公民財產權的保障。增值稅立法歷經三次向社會公眾征求意見及全國人大常委會三次審議，既體現了程序正義和財政民主，也有利于立法的實質公平。

在制度運行層面，稅收法治通過多重機制實現國家稅收安全和納稅人合法權益的平衡。權力清單制度明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剛性約束，將稅務行政行為納入法律規范軌道。納稅人權利涵蓋知情權、陳述與申辯權、救濟權等，形成權利保障的閉環。稅務爭議解決機制中，“復議前置”與“調解優先”相配合，彰顯了剛柔并濟的治理智慧。這些制度設計為征納雙方架設了一個“法治天平”，既確保國家稅收安全，又維護納稅人合法權益。

征納關系：從單向管理到協同共治

隨著參與式行政理念的推廣，現代稅收治理更加體現出“合作”的重要性。例如，稅務部門推行的說理式執法，要求每項行政決定附具法律依據、事實認定、裁量說明等論證，將行政行為轉化為法治對話文本。長三角地區試點稅收事先裁定制度，允許企業在重大交易前申請稅務認定，將爭議化解于事前協商階段，實現稅法遵從與商業效率的共贏。

納稅信用體系建設是“合作型”治理理念的落地實踐。依托納稅信用等級形成的評價指標，稅務部門建立健全“信用+風險”動態監管機制，信用良好的納稅人可享受發票領用、出口退稅等方面的激勵舉措，從而推動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法治生態。納稅信用管理暗合現代治理理論的自我規制理論，有助于推動納稅人的稅法遵從由外部強制轉向內生自覺。

制度競爭力：公平與法治的協同

在全球稅收治理競爭中，制度優勢正成為關鍵要素。我國通過構建覆蓋多國的稅收協定網絡，參與數字經濟稅收規則制定等，逐步提升國際稅收話語權。此外，我國持續完善“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集成創新推出“稅路通”跨境稅收服務品牌，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例如，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稅務局通過簡化稅務備案流程、建立跨境爭議快速響應機制，系統性增強稅務行政行為的確定性，其核心就在于，以法治框架消除國際投資者疑慮，以公平規則保障經營主體平等競爭。

在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稅收制度創新更具戰略意義。海南自貿港實行稅種簡并和稅率優化，旨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北交所配套適用創新激勵稅收政策，有助于精準培育專精特新企業集群。實踐證明，優良的稅收治理作為一種“隱形基礎設施”，可以產生制度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筆者相信，在公平與法治的和鳴中不斷推進的稅收實踐，將積淀為國家珍貴的制度資產。

（作者系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