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為哪般

朱青

從特朗普宣布對全球普遍開征的所謂“對等關稅”來看，美國征收的關稅已經不完全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上的保護關稅，其性質帶有明顯的財政關稅的色彩。

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了所謂的“對等關稅”方案，將“關稅大棒”揮向了全球。

特朗普曾說過，他最喜歡的詞語就是“關稅”。在他二次執政重返白宮后的不到3個月內，就多次揮舞“關稅大棒”砸向進口的鋼鐵、鋁、小汽車等產品，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征20%的關稅，并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墨加貿易協定”適用范圍以外的產品加征25%的關稅。

當地時間4月2日，特朗普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了“對等關稅”方案：一是對各國至少加征10%的關稅；二是根據公式計算出各國需要加征的具體稅率，如柬埔寨49%、越南46%、泰國36%、中國34%（4月7日，特朗普威脅進一步加征50%關稅）、韓國25%、日本24%、歐盟20%等。

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高度依賴所得稅籌集財政收入的國家，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超過50%，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值僅為35%。根據財政學的基本理論，過高的所得稅對企業和個人的投資以及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都有較大的抑制作用，不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特朗普將經濟政策目標設定為大力吸引投資，促進產業資本和制造業回流美國，從而提高就業率，減少對外國產品的依賴，縮小貿易赤字，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因此特朗普在二次入主白宮前的競選綱領中提出要繼續削減所得稅，主要內容包括：延長第一次執政后實施的減稅計劃（包括將公司所得稅稅率從35%降為21%等），并將制造業的所得稅稅率進一步下調至15%；擴大聯邦個人所得稅的州和地方稅額扣除上限；取消或降低對小費、加班費、基本養老金等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允許納稅人購買國產汽車的貸款利息稅前扣除。

這些減稅措施雖然能增加企業和個人的實際收入，但會導致聯邦政府的所得稅收入大幅度下降。據美國負責聯邦預算的委員會估計，如果不出臺相應的補救措施，未來10年所得稅將至少減收5萬億美元，預計到2035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負擔率［債務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將提高到130%以上。而2024年美國聯邦的債務負擔率已經高達123%；債務利息支出已經占GDP的3.1%，占全部聯邦支出的13%，其與國防開支一道成為僅次于健康保險支出（24%）和社會保障支出（21%）的第三大支出。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估計，即使不考慮特朗普的減稅計劃，2035年聯邦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將達到4.1%，2031年利息支出將達到聯邦總支出的15.6%。

在“債臺高筑”的背景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如果還想大幅削減所得稅，必須找到替代稅源。但美國聯邦政府手里又沒有增值稅等普遍征收的流轉稅，其對“煙、酒、油、車”征收的消費稅僅占聯邦收入的2%—3%，根本挑不起補充稅源的“大梁”。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不得不把寶押在關稅上面。

關稅屬于間接稅，其全部或一部分稅款要加到進口產品的價格中由最終消費者負擔，這一點與增值稅或銷售稅相同。關稅的征收面越廣，適用的國家越多，其收入效應越類似于普遍征收的增值稅或銷售稅。至于關稅能否全部轉嫁給進口國的消費者，則取決于產品的供求關系以及價格彈性等因素。一些美國經濟學家認為“對等關稅”最終不可避免要由美國消費者買單，美國眾議院新民主黨聯盟也認為“對等關稅”是聯邦政府課征的一種全國性的銷售稅，其稅負要由美國家庭承擔。但特朗普政府顯得格外自信，認為美國國內市場大（貿易赤字已達1.2萬億美元），出口國供應商的供給彈性小，關稅不可能轉嫁給美國的消費者，美國完全可以通過打“關稅牌”來彌補減稅造成的收入損失。從特朗普宣布對全球普遍開征的所謂“對等關稅”來看，美國征收的關稅已經不完全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上的保護關稅，其性質帶有明顯的財政關稅的色彩。特朗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最近就向媒體透露，他期待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能在未來10年給美國帶來6萬億美元的關稅收入。納瓦羅的這一番話，道出了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的另一真實目的。

然而，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真能如愿以償嗎？筆者認為，100年前胡佛總統用關稅壁壘保護美國經濟的失敗教訓足以說明問題。20世紀初美國開始從保護貿易轉向自由貿易，關稅稅率也隨之下降，1913年美國將工業品進口關稅的平均稅率從44%降為25%。為了替代關稅在稅制中的主體地位，美國聯邦政府于1913年正式征收個人所得稅，并在以后不斷提高個人所得稅稅率，一戰結束前的1918年最高一檔稅率甚至高達77%。如此之高的個人所得稅嚴重損害了個人投資和工作的積極性，所以一戰結束后美國馬上下調個稅稅率，1929年最高一檔稅率已降至24%。1929年美國爆發史上最大經濟危機，失業率超過20%。為了保護美國的工業以及就業，1930年6月胡佛簽署著名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重新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對2萬多種進口產品加征關稅，平均關稅稅率從1929年的40.1%提高到1932年的59.1%。美國的高關稅立即遭到了貿易伙伴的報復，也阻礙了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進出口貿易，1929年—1934年美國對歐洲的出口下降了67%，從而進一步加重了經濟衰退。與此同時，經濟下滑造成聯邦財政狀況不斷惡化。為了平衡預算，胡佛不得不依靠個人所得稅籌集財政收入，1932年個稅最高稅率又一下子從25%提高到63%，進一步沉重打擊了美國經濟。

澳大利亞海外領地赫德島和麥克唐納群島也在美國征收“對等關稅”的名單上。據悉，這個靠近南極的群島“擠滿了海豹以及企鵝和其他鳥類”，游客需要許可證才能訪問。圖為企鵝在赫德島的海灘上悠閑漫步。

100年后的今天，特朗普再次向世界各國揮舞“關稅大棒”，筆者認為，無論其目的如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其政策結果大概率會重蹈胡佛的覆轍。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方案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立即嚴厲批評美國的這一關稅政策，并表示如果談判失敗歐盟將采取堅決的反制措施；加拿大總理卡尼宣稱采取對應措施反擊這種關稅；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指出美國將為這種不公平的關稅付出最沉重的代價。特朗普這次拋出的所謂“對等關稅”主要涉及近60個國家，顯然在世界上已經引起了“眾怒”，一些國家正在研究對應的報復措施，也有一些國家擔心事態擴大，試圖通過談判祈望美國降低對自己課征的關稅，但這次特朗普加征的是財政關稅，通過談判息事寧人的想法恐怕最終會事與愿違，一場全球的關稅大戰將難以避免。3月28日，美國經濟分析局也發布一組數據，消費者支出和通脹率都不及預期，美國經濟學家認為特朗普的“對等關稅”將導致美國經濟出現滯漲。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不贊成特朗普的這種霸凌行為，美國的“關稅大棒”終將砸到自己的腳。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首席教授）